自从“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开讲之后，刘心武、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作家、学者与“百家讲坛”所讲内容的相应著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也走红书市。其火爆程度，不亚于在娱乐圈红透半边天的“超级女声”。不知道是出于得意，还是出于对自己“迅速窜红”的意外，易中天有时候会趣称自己为“学术超男”。

　　这两三年来，“百家讲坛”所推出的“学术超男”或“学术超女”们的著作可谓纵横天下，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形成了图书市场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纵然有不少针对这些“学术超男”或“学术超女”的批评，但不能否认的是，“百家讲坛”以及刘心武、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们，对知识的普及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通俗易懂的讲解以及同样的写作方式，让观众、读者很轻松地了解和领略了相关文化知识的面貌。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拥趸越多，他们的图书越走红，则表明他们对知识的普及面越广，而这本身也越能凸显他们的学者身份的意义。

　　上述图书走红的话题，让人想到了出版工作和人们的阅读状况。毫无疑问，普及知识是出版工作的目的之一，“百家讲坛”现象，可以引发人们深入思考有关图书出版与知识普及等问题。

　　我国有很大的读者群，但更大的是“潜在的”读者群

　　从“百家讲坛”得到这样的启示表面看来毫无意义，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现在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的人，有不少已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

　　这些年来，由于重复出版、跟风现象的严重，以及没有出版价值的图书不断地充塞市场，出版物的总体质量下降了。读者们在面对着“书海”时，常常感到无所适从，这直接导致购买力的下降。读者是出版社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也就不可避免地面对库存和退货的尴尬境地，亏损在所难免。这样的现实见得多了，感受得多了，经历得多了，编辑们也就不敢对图书市场存有多大的“奢望”。所以，对于图书的销售册数，编辑们无形中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看法（以上架图书为例）：在一般的情况下，一本书卖5000册，就算是“保本”了，卖10000册，已经有了一定的利润，而到了20000册，就算是畅销书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人口最多，并不意味着读者最多。有关统计表明，在我国，平时有阅读习惯的人群只占总人口的5%。所以，与其说我国有很大的读者群，还不如说我国有更大的“潜在的”读者群。对出版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那些不读书的人变为读书的人。

　　笔者做过调查，在购买“百家讲坛”系列读物的读者之中，有不少是以前没有购书习惯、没有阅读习惯的。因此，与其说“百家讲坛”的系列读物拥有大量读者，还不如说它挖掘了“潜在的”读者群体。“百家讲坛”所催生的畅销书，有的几十万册，有的上百万册，有的甚至几百万册，这就提醒我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读者有待于出版工作者去做启迪工作，去做知识的普及工作。这一点是出版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出版工作者从事知识普及工作的基点。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把图书推向市场，摆上书架，就可以达到普及知识的目的了。出版物的质量如何，以及如何让好的出版物吸引更多的读者，都是出版工作者应该考虑的问题。而考虑到图书吸引读者的问题，就要考虑图书宣传方面的问题。

　　在知识普及的工作中，引导读者的宣传口号很重要

　　这里所说的“宣传口号”指的是既能准确地对出版物进行概括、定位，又能启发、引导读者的广告词——此处暂且称之为“关键性话语”。“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有一个口号：“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借助电视传媒的感召力，以及这个响亮的口号，“百家讲坛”在出版物的打造上非常成功，不论是音像作品，还是相关图书，都极具号召力，拥有很多读者。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百家讲坛”在引导读者时，对它的产品有切合实际而又能鼓动观众、读者的作为宣传口号的“关键性话语”——在给观众提供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时，“百家讲坛”明确地告诉观众，这个“坛”——“坛坛都是好酒”。

　　诚然，“坛坛都是好酒”这个“关键性话语”随着“百家讲坛”的出版物在读者中的良好反映，已经深入人心了。

　　给图书定位切合图书内容的“关键性话语”在知识的普及工作中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引导读者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目前的出版物太多了，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告诉读者某一本书或某一套书的特色是必要的；而且，我国一般读者对图书质量的判断力还不够，需要用“关键性话语”提示他们，引导他们。

　　这一点在出版界也是有先例的。上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推出“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的“关键性话语”就是：“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当时的读者普遍收入都不高，而对图书的需求又很强烈。这“少的钱”与“好的书”之间的反差，是很能激起读者的购买欲望的。果然，这套书推出后，广受读者欢迎，直到现在还在市场上销售——做到了既畅销，又常销。应该说，它的定位很准，而且，它的“关键性话语”把握得很到位——这对于引导读者、启迪读者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知识的普及工作应当由专家、学者来做

　　几年前，在编辑《世界一百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一书的时候，笔者曾经在该书的“出版前言”中写下这样的话：西方的很多学者，很善于做知识的普及工作，很善于把他们的知识推向读者。这其中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国的学者不善于做知识的普及工作，不善于把自己的知识推向读者。

　　就“排行榜”的形式而言，我们知道，西方的出版界，很乐于做“排行榜”的工作。比如，在我国翻译出版的除了《世界一百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之外，还有《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古典作曲家排行榜》等等。由于“排行榜”的形式很具趣味性，读者可以在有意味的阅读中接受相关知识。笔者注意到，这些“排行榜”的作者，都是专业人士。可是，在我们的专家、学者之中，有多少人会去从事这样的“雕虫小技”呢——他们的知识，相对于读者而言，显得高高在上了。

　　再比较西方国家的其他相关普及性读物，不难发现，西方的知识普及工作，主要是由专家、学者来做的。大名鼎鼎的霍金，在《时间简史》的基础上，不忘推出该书的“普及版”，这是因为原版太深奥了，没有多少人能读得懂。

　　作为编辑，笔者曾策划、编辑过《亚洲史》、《非洲史》、《世界探险史》和《拉丁美洲史》等等。笔者很遗憾，这些普及性的读物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因为，要在我国的学者之中请人写一本这样的通史体读物，实在太难了。个中原因，笔者曾与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沟通过。他说：这样的工作，吃力不讨好。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笔者想到海南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的畅销书《欧洲史》。这本书是法国的14位历史学家为该国的青少年撰写的。像这样由专家、学者来做普及性工作的例子在西方国家比比皆是，他们的出版工作者在普及知识的工作中所注重的专家化与学者化的用心，由此可见。

　　在我们这个读者数以亿计，更需要由专家、学者来做知识普及工作的国度，由专家、学者来做的知识普及工作太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专家与我们的读者“隔”得太远了。这种情况造成的现象是：读者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普及性读物，由于没有专业水准，这样的出版物的质量，能做到不出大差错就万事大吉了，谁还能“苛求”太多呢！200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曾与暨南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院士科普书系”，这是普及知识工作中非常好的现象，但这样有意义的出版工作并不多见。

　　“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利用电视传媒的优势，在专家与观众之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很好地在观众之中普及了文化知识。或许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阎崇年等人的讲解中有所瑕疵，但不能否认，他们首先是专家、学者，其次才是讲解能手。在“知识”和“普及”之间，他们做得很好。

　　所以，作为图书出版者，在做知识的普及工作时，还是要注重挖掘专家、学者的知识。既要善于引导专家、学者，又要善于引导读者，在专家、学者与读者之间搭好桥梁，以便更好地——“启迪民智”。

　　在知识普及的领域，希望有更多的“学术超男”与“学术超女”出现，希望有更多的走红图书出现。（作者　刘逸）

“泡”书店

　　暑假期间，重庆市永川区的不少学生纷纷把新华书店当成“图书馆”，三五成群的学生在书架前手捧图书或站或坐津津有味地阅读。陈仕川　摄